新聞媒體是社會的守望者,也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多元複雜的社會層次。
從當年的戒嚴、禁書與政令宣傳,「解禁」後百花齊放的報章雜誌電視廣播,一直到千禧年網路社群時代的嶄新節奏,這一週讓我們跟著資深媒體人黃哲斌,一起回顧四十年來台灣媒體的起伏變遷。
1981,驚濤駭浪的一年
1981年,我就讀高二,剛開始聽余光廣播的西洋音樂榜,每天通學途中,在士林攤子上買「拍譜」或「飛歌」的錄音帶,回家跟著印製粗糙、錯誤百出的歌詞單,一句句學唱肉麻情歌,桃莉芭頓、空中補給或ABBA。
當時我還不知道,未來,自己會經歷兩度重考大學的慘澹時光,也不知道手上重約35公克的卡式錄音帶,有天會演化為厚1.2毫米、重僅15公克的聚碳酸酯光碟片;甚至有天,那些旋律變成一串歌名清單,儲存在名為「雲端」的神秘倉庫。從此,人類再也不必因卡帶捲進磁頭而躁怒,更不必拿出鉛筆,把一團亂線捲回塑膠扁盒。
我更不知道那一年,遙遠的美國佛羅里達州,IBM發表了第一部個人電腦5150,連同4年前誕生的蘋果Apple II,有天將永恆改變人類學習、溝通、交易、戀愛的方式,連帶劇烈衝擊我謀生的產業。
1981是驚濤駭浪的一年,美國總統雷根、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埃及總統沙達特先後遇刺,未滿週歲的CNN,在這些重大突發新聞中,證明「24小時全時新聞頻道」宛如筋斗雲的競爭優勢。
80年代,個人電腦也開始出現在台灣。圖為光華商場。
1981也是平凡無奇的一年,我只是個天真無知高中生,苦惱著數學小考與過剩荷爾蒙,渾然不知台灣進入一段政治與媒體的激流急瀑。那年,一位自美返台的年輕學者,陳屍於母校台大圖書館旁,他在美國任教的大學同事,邀請知名法醫來台追查死因。美聯社駐台記者發了一則簡短訊息,進而引發軒然大波。
原因是,記者引述死者父親的目擊過程,提及這位法醫來台「驗屍」;然而,台灣政府堅決強調法醫只是「審視」屍體,強硬要求美聯社記者更正,雙方相持不下,最後,主管媒體事務的新聞局吊銷她的「採訪證」。
那位死者,就是陳文成,台灣黑暗時代的悲劇象徵,他的「罪狀」是捐助反對派刊物;至於那位美聯社記者周清月,因「驗屍」與「審視」一詞之爭,失去家鄉的新聞工作,遠調印度,再也無法回台採訪。
40年太短,也太長,太短來不及回顧,太長早已遺忘。如今,媒體記者不需政府核發的採訪證,就能自由採寫報導,新聞局也已於2012年裁撤。然而,周清月報導爭議之際,新聞局公開譴責她及美聯社:「這正是外國殖民主義再一次想陰謀操縱中華民國的活生生證明。」
政府核發「採訪證」、雜誌不准有記者的年代
那是我們走過的年代,幽黯陰冷,伴隨無數人的啟蒙過程,像是孤身走出冬日長廊。媒體人詹偉雄曾公開講述,他就讀台中一中之際,被同學帶到豐原三民書局,在秘密夾層屋裡看見大量禁書與黨外雜誌,大開眼界,從此改變他的人生。
台灣媒體的開放進程,就像那個夾層屋,曾經,重慶南路騎樓、公館街角、萬華龍山寺外攤位上,魯迅或錢鍾書的小說、綠色小組等黨外錄影帶,與盜版電影或情色出版品並列混搭,在《出版法》刀鍘下相濡以沫。
路邊的報刊攤位,曾經是台北人熟悉的風景。
一整個世代在啟蒙過程醒轉、試探邊界、挑戰禁忌,即使小心翼翼,也不保證全身而退。周天瑞《報紙之死》一書,詳盡紀錄1984年洛杉磯奧運、江南命案的報導,如何觸怒當權者,迫使《美洲中國時報》含淚關門。
3年後,台灣解除戒嚴,《臺灣省戒嚴時期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隨之廢止,「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不再是縛在新聞媒體身上的鎖鍊,一個思想自由時代於是敲門。其實,早在解嚴前夕,書店雜誌架已是資訊解放的溫度計。
80年代是台灣媒體的輝煌歲月,長期壓抑的民間力量一旦解除封印,兇猛渴求在書報攤頭開出朵朵奇花,除了《天下》等財經刊物,《人間》、《文星》復刊、《南方》、《影響》、《新新聞》、《島嶼邊緣》……陸續問世,人們像是急著補修學分,也像是集體向未來許願,努力摸索台灣的理想形狀。然而,政府根據一項未公布實施的《新聞記者法》,長期禁止包括《天下雜誌》在內的雜誌媒體聘用記者,因而出現「採訪編輯」的夾縫職稱。
對了,收音機裡的余光,也創辦了《余光音樂雜誌》,滋養那一代音樂愛好者。
報紙電視的硝煙戰場
若說,新聞版面是歷史的攻防球場,報紙標題就是定義邊界的球賽線審。1997年,原本跑社會新聞的我,請調到編輯台,每晚主場是刀光劍影的社會版,有時代班「眉角最多」的兩岸版,其時,標題提到台灣與美國,必須用「中美」;提到中國與美國,要用「美『中』」。若談到兩岸與香港,就變成「中『中』港」三方。
當時在報紙版面上,台灣大致仍是地理名稱,曾經,光是內文直排橫排、標題由右至左或由左至右,都充滿政治意涵,一不小心,足以點燃火藥庫。
昔日的報紙,每個字都由印刷工人手挑鉛字一行行排出來。圖中女士為中華日報社長黃肇珩,為台灣首位公營新聞機構的女社長。
五花八門的股市新聞。
走進網路浪潮
媒體從業者逃離政治牢籠,迅即轉換跑道,面對一個異星戰場的新挑戰:網際網路。
不到兩年內,我任職的新聞網站像是人生跑馬燈,經歷納斯達克上市美夢、全球網路股災、兩次痛苦裁員,我深刻體會數位世界水火無情;另一個領悟是,新時代的媒體規則,往往最好與最壞同時發生,像一齣不斷翻轉劇情的懸疑驚悚劇。
一方面,《明日報》黯然收攤,卻刺激了數位媒體勃興,旗下「個人新聞台」也開啟自由書寫的閘門,適時由部落格時代承接續命;原本只在書報攤綻放的奇異花園,在網路爆開一整個宇宙。Web2.0響亮震天,讀者一旦掌握發聲平台,再也不肯沈默。
網路興起後,大幅改變了資訊流通的管道。
2004年,美國矽谷《聖荷西信使報》科技記者吉爾摩(Dan Gillmor),寫了一本《草根媒體》(We the Media),預示媒體地景將出現重大變化,一時之間,「個人媒體」、「公民記者」、「草根媒體」成為閃亮名詞,科技樂觀氣氛瀰漫媒體圈。
另一方面,相對於數位媒體或新媒體,報紙、雜誌、電視被稱作「傳統媒體」,譯自英文的Legacy Media,雖然不帶貶意,仍難擺脫保守、陳舊的隱義。其後長達十幾年,我們目睹兩種媒體辯證與拉扯,在期待中猶疑,在艱難中合作。
公視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是融合電視新聞與網路個人的新嘗試。
2007年,公共電視成立PeoPo公民新聞平台,嘗試以全新物種,融合電視新聞與網路個人的世界觀點。當時,正是政治解嚴、開放報禁20週年,我們從每天報紙3大張12版,扣除廣告,新聞資訊量頂多7萬字的時代,大幅跳躍至專業媒體爭奇鬥豔、整點新聞無限輪迴、新聞網站每5分鐘更新的全新紀元,再加上公民記者、部落格寫手自發貢獻,資訊爆量增殖,不再被少數機構壟斷。
數位傳播權力下放普及,被稱為「第二次古騰堡革命」,第一次革命,讓人人都可能是讀者;第二次革命,讓人人都可能是作者、評論者、報導者。
數位科技創造資訊自由,也創造資訊難題。當臉書等社群平台崛起,這種禍福相倚的愛恨關係,像是刻在當代媒體身上的印記。
位於舊金山的Facebook總部,看板上擺著大大的「讚」標誌。
往好處看,社群平台解決新聞媒體的「發行」障礙。我曾送過半年報紙,每天凌晨騎機車穿梭街巷,與刺骨冷雨、惡犬追逐、重達數十公斤的報袋搏鬥,深刻領略實體資訊的物理重量。對比之下,臉書專頁輕盈取代派報系統,只需一個按鍵,新聞報導直送數以萬計讀者眼前,速度、成本、資訊容量、資源耗損,無不壓倒傳統發行體系。
在此同時,社群媒體像黑洞吸納一切,新聞內容、素人創作、讀者注意力與餘暇、廣告預算、政治影響力,萬有吸力可比戴森吸塵器。專業媒體為了留住觀眾目光,在焦慮、媚俗、裝可愛與社會責任之間來回擺盪,同時為著營收模式失效,不斷掙扎試錯,在窘迫收支報表中摸索出路。
資訊結構,打破重來
回看40年來,新聞出版業的發展障礙,大致可切分兩階段,前20年,主要挑戰是「控制」,尤其政治控制,新聞報導如何在字斟句酌中,爭取一分一寸空間;如何在媒體組織的立場框架下,偷渡報導個人的理念追求,偶爾伴奏著拍桌甩門的打擊樂音,常是那年代的衝突旋律。
後20年,媒體主要挑戰是「失控」,新聞市場因高度競爭而運作失靈,數位廣告價格崩跌,社群平台壟斷人流與金流,媒體求生意志侵蝕倫理底線,專業媒體信任感無量下跌,網紅媒體引領風騷也不斷引發炎上,大型媒體淪為財團工具,後事實時代與假資訊威脅民主,人類擁有史上最豐饒、最平等、最多元的資訊環境,同時感受選擇困難、認知混亂的焦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