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教育的翻轉實驗

• 1987
  解嚴。
• 1988
  人本教育基金會、主婦聯盟等32個民間團體召開第一屆民間團體教育會議。
• 1989
  由國中藝能科課本開始，逐步開放教科書市場。

國中畢業後我考上公立高中，但是報到那天跑去游泳，錯過了註冊截止的時間，失去入學資格。我不想重考，於是決定去英國當小留學生。1989年，我高中畢業，申請到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讀商業及電腦雙主修。那一年之後，世界變得完全不一樣。

1989，解放軍坦克進入北京，波蘭人民用選票推翻執政41年的共產政權。之後，東西柏林的人民一起推倒圍牆。隔年3月，台灣發生了野百合學運。熱血青年的我在大一暑假衝回台灣，沒想到學生早就撤了，兩廳院廣場上只剩下鴿子，而役男身份限制了我回愛丁堡讀書。於是我參加大學轉學考，插班進入中央大學。

然而，當時大學部的課就是老師在台上講、底下50個同學坐著聽，要不是我當時幫自己找了各種「課外活動」，替文學院建立第一間電腦教室、經營第一間校園KTV、恢復英文系停辦十多年的英語話劇畢業公演，大概早就休學了！

• 1990
  台灣第一所森林小學正式創辦。
•     
  試辦國中自學方案，不採用高中入學考試，而以在校成績為分發依據。
• 1994
  410大遊行，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等四項主張，被視為台灣教育改革的起點。
•     
  台北縣率先實施「開放教育」，希望打破傳統的填鴨教學。
• 1995
  頒布《教育白皮書》。
• 1997
  台北市發布《台北市國民小學適齡學童申請在家自行教育試辦要點》。

90年代，台灣的教育體制正逐步鬆動。1990年，台灣第一所森林小學正式創辦，教改的呼聲越來越高，多個民間團體走上街頭，要求落實小班小校，並提供孩子傳統填鴨教學之外的更多選擇。去除考試、禁絕體罰成為許多革新派的主張，希望可以讓孩子更快樂的學習。「國中自學方案」與台北縣的「開放教育」是其中兩項短暫卻大膽的實驗，也引發多重正反意見交鋒。

• 2011
  宣布十二年國教新進程，預計大學採七成免試入學、三成特色招生，國中採登記、抽籤等入學方式。
• 2014
  發布「實驗教育三法」：《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提供實驗學校、公辦民營與在家教育三大類不同管道，實驗教育與自學生開始大幅成長。
• 2017
  修正實驗教育三法，將中小學公辦民營延伸到高中職。
• 2019
  十二年國教正式實施。
•     
  修正《原住民族教育法》，得以實驗學校或部分班級形式實施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2014年，包括實驗學校、公辦民營與在家教育三個領域的「實驗教育三法 」發布後，參與實驗教育的學生人數一路飆升，從2015年的5,331人到2019年的17,725人。許多偏遠地區的國小藉著改制為實驗教育學校，改善原本招生困難的狀況，在2019年《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後，更出現了大量原住民族學校，以發展傳統部落文化的課程為特色。

至於像我家三個孩子這樣的自學生，教育權利也被進一步保障。例如他們現在可以免費使用設籍學校提供給校內學生的免費設施設備、完成教育的證明上會註明等同高中學力，個人自學審議也搭配更嚴謹的年度訪視。

這段時間，一般孩子的生活也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重視素養能力，性別平等、程式設計、媒體識讀等在我們小時候宛如天方夜譚般的授課內容，一一進入教育現場。

而隨著網路發展，小學生也開始用電腦做作業，科技學習形成風潮，「翻轉教育」與「獨立思考」成了熱門詞彙。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比起傳統的課堂教授，學生才應該是學習的主體──而這不正是我們30年來努力推動的目標嗎？

而在世界次序重整的這一年，我也將和台灣全球連結發展協會的夥伴們，一起籌設一所開放的實驗大學，讓數位原生的「自決型學習者」（self-determined learners）能夠善用來自網路和實體的各種學習資源，自己設計、規劃並執行自己的大學課程。

回顧這30年，台灣經歷了完整的政黨輪替，教育的方向也由原本的順從規範，到越來越鼓勵不同專長與特色的孩子。我從實踐自己的教育選擇權，到和家長們共同爭取子女的教育選擇權，最感謝的是台灣社會不只是消極尊重少數人的意見，也積極立法保護少數自學生的權利，並讓越來越多年輕學子有機會體驗不同的學習歷程。我相信，這條從單一走向多元開放的道路，還會繼續開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