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用科技轉型
智慧市民，
才是智慧城市最美的風景
說到智慧城市，你想到什麼？
是科技的「5G」和「人工智慧」？還是開放的「市民參與」和「關注弱勢」？
作為市民，你又想住在一座什麼樣的城市？
智慧城市（Smart City）是什麼？
「智慧城市」四個字第一次出現，是在金融海嘯爆發後的三個月。
2008年11月，科技巨人IBM發布《智慧地球：下一代領導人議程》（A Smarter Planet: The Next Leadership Agenda）報告，率先提出「透過資通訊等技術改善城市服務與管理，以解決都市問題、增進生活福祉」的智慧城市定義，引起風潮。
儘管「智慧城市」的實質內涵有許多解釋空間，評估指標亦多所不同，但以城市策略師布特・高漢（Boyd Cohen）提出的「智慧城市輪」（Smart City Wheel）六大面向最具代表，包括：智慧經濟、智慧環境、智慧交通、智慧治理、智慧居民及智慧生活。
布特・高漢提出
「智慧城市輪」
列出智慧城市發展涵蓋的六個面向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公路管理局網站
智慧城市涵蓋層面廣泛，加上每個城市的歷史、內外環境不同，除了要跟隨國際評比機構指標，也要發展適合自身的評估指標體系。例如，台北市的架構保留智慧經濟、智慧交通、智慧環境；增加了智慧建築、智慧安防、智慧健康與智慧教育。
智慧城市主要利用資通訊設備（ICTs）構成智慧化基礎環境設施，並藉由網路傳輸公共服務，提升城市運作效能，帶給企業和市民舒適便利的環境；同時提升城市競爭力及生活品質，創造永續城市生態。
換言之，政府應視資通訊設備為城市基礎建設，就像早期的水電、道路。與其說資通訊是政府發展出的、更有智慧的城市治理方法，不如說是科技驅動的必然。
誰來定義、推動與享受智慧城市？
然而，智慧城市的功能，往往是由需求者來定義，並帶有現代主義偏見。
在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推波助瀾下，趨同的智慧城市理念與基礎建設，有助減少企業全球營運的成本；而智慧城市快速被廣泛接納，也多少得益於後全球金融危機時代，政府部門預算緊縮，跨國公司亟欲尋求新技術、開發新市場。
此外，智慧城市的知識源自國際名校，智慧技術應用也多由跨國企業驅動，在「智慧」的包裝下，私人公司承包大量公共服務，如思科就聯合三星、LG等大廠，建設了韓國松島國際都市。
最後，政治人物，尤其是市長，更需要透過智慧城市績效的光環，進行國際行銷與爭取選票，官僚組織也可以消化預算。
隨著全球化的演進，智慧城市概念也被快速接納。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然而，一般市民享受的，是支撐食、衣、住、行、育、樂的生活科技基礎建設，但在上述強勢利害關係人的界定、主導下，關心「燈亮、路平、水溝清」的草根市民可能被結構性排除在外。
由此可知，城市無法靠自身轉型為智慧城市，政府必須建構許多生態系統或協力平台，讓科技廠商、大學、市民團體等不同領域的協力夥伴加入，想出創新方法來解決城市問題。
例如，台北市政府資訊局就建構了「台北智慧城市協作生態系統」，進行概念性驗證（PoC，Proof of concept）；政府由上而下出題，扣合政策方向設定PoC情境，徵求產業創新解決方案；另一方面，產業由下而上自提創新實證，透過PoC模式提供場域與機會，推動創新智慧解決方案。
最後，再透過開放多元管道及舉辦市民參與活動，鼓勵公民參與，引入創新思維，協助市政府各局處智慧城市相關計畫政策擬定發展方向。
相較於擅長硬體的智慧城市，學習型社會是與其並駕齊驅、相輔相成的重要軟體。畢竟，跨域、協力、學習，是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精神。
台北近年推動自動駕駛巴士，邀請民眾參與試乘、回饋感想。圖片來源：台灣智慧駕駛公司
科技把城市變聰明了，那人權呢？
由此可知，科技不是智慧城市的唯一核心，背後還要有高尚的理念作為指引。
智慧城市的擁護者樂觀主張，採用更新的科技，是改善都市的最佳方法；但背後的哲學問題，如科技應該如何設計？該促成哪些社會效益？卻鮮少討論。
根據國際數據資訊IDC提出「智慧城市發展成熟模型」，第一級，是強調開放數據與跨政府部門間合作的「透明化政府」；第二級，是分享式的「參與性政府」；第三級，則會成為友善的「包容性的政府」。
然而，許多城市透過智慧城市計畫，根本改變城市的居住型態、交通模式、物理空間，甚至治理內涵；使市政府的公共性被稀釋，市民也失去主體性，成了智慧城市運作的客體。
真正的智慧城市，是以市民主義為本，因應市民需求而生。規畫之初若不清楚代表性的市民需求，或城市特殊發展需要，可能會一味追求高科技應用。然而，智慧生活科技不應求最高端與最新，而是最貼近需求——「為誰而智慧」的責任動線必須清楚。
洛桑管理學院全球競爭力中心主任布里斯（Arturo Bris）曾表示，「智慧城市不只是採用新科技，而是確保實質改善民眾的生活。」
因此，智慧城市的真正價值，不在佈建網路或開發APP，最重要的是「深入洞悉」市民的需求；智慧城市的建置，更需要加入使用者經驗。
舉例來說，台北市可能是全世界監視器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市民的戶外行為無所遁形。雖然有效提高犯罪破案率與維持治安，但城市變聰明了，人權卻受損了。
這一次，資通訊應用在對抗新冠肺炎立下不少功勞，令人對其「智慧」效果刮目相看；也使「智慧城市」一詞在媒體助長下，彷彿成為不須再經檢證的烏托邦。
回到原點，組織或城市的「智慧」，並不等同科技，而是如何善用科技——除非科技能助長智慧。
智慧城市的數位服務越來越普及，也應省思是否損害人權。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智慧公民」要具備什麼條件？
隨著科技演進，「縮短數位落差」的聲響未歇，馬上要面對「AI落差」議題。智慧城市以人為本，始終要與市民需求相連；善用資通訊設備，也是為了達到顧客導向的「3F」效果：
flate，讓行政官僚組織運作更扁平化；
fast，讓行政效率更快；
friendly，讓科技使用更友善。
過去，「大家一起來」只是一句口號；透過物聯網，智慧城市更能實現全民參與、共同打造城市願景的目標。
舉例來說，瑞典斯德哥爾摩推動智慧電網的城市建設，便將民意納入規劃設計優先參考；社區資源回收或廢棄物處理方式，也是由市民投票決定。
一個偉大的城市，不是看它如何錦上添花，而是如何雪中送炭。智慧城市應有具道德感的市民，除了關心自己的權益，也關懷弱勢族群，引導政府彌補社會競爭的福祉差距。
因為，智慧城市就像有智慧的生物體，內部每個次級系統都須健全；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是永遠不會安寧的。
以上智慧城市的種種，都需要具社會正義感與公民意識的高尚市民來實現。
智慧城市透過資通訊技術改善生活品質、尋求城市解方。圖片來源：Shutter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