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香港：
世紀變局，世代之聲

別說在香港島上經常擦身，他們的名字，在關於香港反送中的報導裡，亦常先後出現；事實是：他們生命軌跡的重合，遠不只如此。

同樣出生於 1987 年 6 月，年齡相仿的他們在 10 歲那年，共同經歷主權移交，親身體驗了香港由英國殖民到一國兩制的變化。儘管兩人成長過程素不相識，卻都在 20 多歲的年紀，不約而同地走上了香港社會的改革之路；甚至在 2015-2017 年間，一前一後地成為了民間人權陣線（以下簡稱「民陣」）的召集人，度過了「香港青年參政」最低潮的時光。

他們都沒料到，這些年來，同行者稀的改革路上，會在一夕之間變得萬人空巷。將「手足」們召喚回來的不是別的，正是始於 2019 年 3 月、發酵於 6 月、延續至今的反送中（香港稱反修例）運動。
這一年，他們 32 歲，均已在改革路上走了 10 年。10 年來，他們見證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萌芽、青年運動的起落，與「一國兩制」的質變，更加堅定了自己政治參與的決心——這些相互呼應的人生經歷，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是屬於 80 世代末班車的他們，獨一無二的世代印記。

問他當年為何投身民調？鍾庭耀毫不考慮地說，因為時代，也因為責任。他回憶，香港主權移交前 10 年，社會上已開始出現各種「回歸」後的討論；當時任職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鍾庭耀也開始思考：「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是不是可以開始做一些前衛一點的、能對社會產生實際作用的調研？」

1991 年的立法局選舉，初次開放港人直選部分議席，有媒體向研究中心詢問做選前民調的可能性，意外給了鍾庭耀答案。原來在港英時期，官員多由英國政府委派，沒有選舉，自然也沒有選舉調查——如今社會上首度出現民調需求，對香港學者來說，既是契機，也是挑戰。

然而，要替香港社會打下民調基礎，只在選舉時做民調是不夠的。他們於是趕在「回歸」前訂下 200 多個問題，包括對港督、議員、政黨的民望調查、民眾的認同感調查等，宛如一個稱職的家庭醫生，替香港量身打造「健康檢查」，並逐項追蹤了 28 年。

其後，一次又一次的民調，顯示港人對政府的信心每下愈況，這讓過去期盼用民調監督政府的鍾庭耀非常失望。他形容：民調的作用宛如醫生診脈，得出的數據都是對政府施政的檢視與提醒，然而若政府罔顧民意、拒絕做出修正，就彷彿「不相信自己有病」的病人。「如果你覺得死掉也沒關係的話，那麼我們做出來的結果跟研判就沒有用了⋯⋯。」

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在這個非常時期，民研收到來自香港民眾的熱情捐款，8 月底便已籌到了一年 600 萬港幣（約新台幣 2,300 萬）的營運費用，足見港人對現況的憂慮，與對民研的肯定；這又讓天性樂觀的鍾庭耀重燃希望：「危機過去以後，這些數據對下一次的挑戰可能有用，所以我就想，我們現在也不會停下來，還是會繼續做；雖然（現在）沒有用，可是這個數字的用途不是現在用、是以後用也沒關係。」

對於鍾庭耀這位調研者來說，民意調查不僅能紀錄歷史、反映現況，更能瞻望未來。30 年前，鍾庭耀就因親歷六四學運潮，而矢志發揚民意調查，防止悲劇重演。儘管訪談最後，他溫煦含笑的眼中難掩滄桑：「30 年後的今天，我們有民意調查了，可是我們又看到一個好像六四的事情要來，所以有一點不太心安⋯⋯」話音甫落，會議室裡瞬間沉默；大約人人都不忍，卻又都清楚明白，讓鍾庭耀心安的方法，唯有繼續前行。

已經退休買房的他，對共產黨統治下的生活十分滿意，卻眼看著不過 23 歲的兒子，拋頭顱、灑熱血地參與抗爭，對他支持的政權發動衝擊，委實令他難以理解——政治立場的拉鋸，讓兩人之間的代溝浮上檯面，更讓他們從昔日的無話不談，到抗爭期間陷入冷戰。
冷戰之前，也不是沒有試過溝通。但是溝通的結果，只是更突顯了兩人成長背景的不同。而這份不同，從「出生」就已決定。

殖民的歷史，造就上一代對中國的「鄉愁」

事實上，孔爸一輩之所以比子女更認同中國，除了對安穩度日的追求之外，也因為多數人都是從內地陸續移入香港的移民——無論移民背後是經濟還是政治因素，他們多半仍認同自己種族與文化上的「根」在中國；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比起英國，孔爸更同意自己是個「中國人」。

不過，孔德朗對「種族說」並不買帳：「是，我們是華人，但難道有華人的地方就是國家嗎？難道我們也是馬來西亞（華）人、新加坡（華）人嗎？現在一兩個小時的飛機之外還有台灣呢，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華民國還在呀，難道我們也屬於那裡嗎？」

你多了「經濟」、我少了「自由」？

對孔爸來說，生活的首要考量是「經濟」：「在他小的時候，香港還很窮，變好的過程可能花了好些時間。但是現在他去到內地，能夠用比香港更低的消費，享受在香港享受不到的東西，他覺得那裡的環境很好，所以他後來賣掉在香港的房子，跑去內地買房子。」

「他比較著重的點，在於生活的穩定，簡單來講就是要有錢。中國很有錢，而且在中國那個體制下，所有事情都很穩定，至少在你的認知上很穩定，永遠不會有什麼示威啊、遊行啊，反正有了你也聽不到。我爸就追求那樣的生活，他希望自己是一個很強的國家的市民。」

後記

訪問結束後幾個月，和孔德朗閒聊時再提起孔爸，他的語氣已無當時的激昂，言談間更多的是兒子對父親的包容體諒。而在 2020 年，孔德朗的 24 歲生日後，談起與父親的關係，他更感性表示：「我們感情還是很好，始終他是真的關心我。反正現在就是跟他盡量聊別的，不談到政治就好。」

他就和我在《香港世代群像》專題中，訪問過的所有年輕抗爭者一樣，在運動中快速地長大——透過精神或行動上一次次的「離家出走」，一面尋找自己的聲音，一面練習長成自己的模樣；再回家時，已是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