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走」到「回家」：
台灣人才
啟示錄

當時，《天下雜誌》550 期封面故事《志氣：為台灣人才而戰》高度關注此議題，並援引英國「牛津經濟」（Oxford Economics）研究報告示警，該報告預估，台灣將會在 2021 年面臨全球最大人才缺口。也因此，承接「志氣」的精神，《換日線》成立的初衷之一，便是試圖聯結世界各地的台灣遊子，讓「出外打拼」不等於「漂流異地」，而能促成更多國際交流、甚至回饋故鄉的契機。

如今 6 年過去，時值研究報告「預言」的 2021 年，台灣非但沒有出現全球最大的人才缺口；反而出現「史上最大人才回流潮」。根據移民署 2020 年最新統計，目前來自各國、定居台灣的人士（非持觀光簽證），有近 80 萬人。這個數字不僅較 2013 年成長了 50% 以上，來台工作人士的產業和學經歷背景，也有日趨專業化的趨勢——2020 年經政府許可聘僱的外籍專業人士達 4 萬人以上，不僅較 2019 年成長逾 15%，也創下近 10 年來新高。

沒人預料到的是，走過鉅變的 2020 年，這個人才流動的「大逆轉」，竟主要來自一場席捲全球，累計確診人數破億的疫情——在過去吸納大量台灣專業人才的中國和美國，如今不僅一個是資訊相對不透明的「疫情來源地」，另一個則是受創最深的國家之一，兩者更自 2018 年以來就陷入貿易戰的政經對立格局中。

上述這種種因素，也都意外導致台灣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除了防疫相對有成外，更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也導致許多人回台本是為了短期避疫，如今卻紛紛決定，若能找到在台發展的機會，就「不再離開了」。

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從「最大人才外流潮」到「最大返鄉潮」，主要的變因均來自外部——台灣本身相較於6、7年前，從產業到薪資結構、青年工作者的發展空間等，並沒有顯著而具體的變化。換言之，我們是否真的準備好迎接這突來的「驚喜」？

反過來說，國際間的專業人才流動本是常態與個人抉擇，所謂的「外流」或「回流」並非不可逆的趨勢，更無所謂的道德枷鎖。重點或許更在於，「出走」的人是否積極在外「為國爭光」，而「回流」的人才又是否帶著嶄新的思潮、技術或能力回饋故鄉？

6 年下來，《換日線》長期關注台灣青年世代在世界各地的發展。在「出走」與「回家」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又給我們帶來哪些啟示？以下是我們從上萬篇真實分享中，挑選出的幾篇代表性故事。

但當年在參與台灣第一代網路公司「蕃薯藤」創立後，杜奕瑾便前往美國尋求更大的舞台，他先在各國菁英齊聚的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從事基因序列與癌症自動化檢測研究，接著加入當時全球的科技巨擘微軟（Microsoft），在美國西雅圖的微軟總部，進行搜尋引擎 bing 的開發，其後擔任人工智慧超過 11 年以上的研究工作，並當上微軟人工智慧團隊（AI.R.）首席亞太區研發總監。

「其實全世界都有頂尖的台灣軟體人才、深厚的硬體資源，如今是時候把大家的力量聚集起來，成立國際級的團隊了。」2015年在短暫的來台出差空檔中，當時正準備推出微軟人工智能秘書「Cortana」的杜奕瑾，對《天下雜誌》、《換日線》採訪團隊篤定地說：「現在台灣在講雲端與大數據，但大數據的下一步就是人工智能的研究與應用，才會給數據真正的靈魂，這是科技巨頭最重視的領域之一，透過Deep Learning 技術上也有了重大的突破。在不遠的未來，我們一定會不斷聽到「AI」這兩個字。而對台灣的軟體人才來說，這會是很好的機會。」（相關報導請見：鄉民的「創世神」 挑戰科技無極限）

科技業要轉換思維，
才能停止軟體人才出走

時序到了 2017 年，人工智慧發展迅速，杜奕瑾當時篤定的預言已成現實，台灣科技業的軟體人才實力，更已被全世界看見，除了 AlphaGo 的關鍵催生者之一黃士傑即來自台灣之外；師承史丹佛 AI 實驗室創辦人吳恩達，回台創業的沛星科技（Appier）創辦人游直翰，也在 2016 年獲得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青年領袖的殊榮。

「其實，目前還有太多優秀的台灣軟體人才，正在臉書、GOOGLE、微軟或大陸的三大網路巨頭，從事如 AI 等最新軟體應用的研究與開發。」杜奕瑾說：「台灣有著現今科技產業最核心的關鍵——軟體人才，同時也有很強的硬體創新研發能力，然而如果台灣要停止目前軟體人才的出走，需要轉換思維，合理評估軟體人才的價值，深耕用戶體驗。」

他認為，當所有科技巨擘都聚焦在 AI 領域，台灣又有大量的軟體人才，科技業的思維也應該要改變，不能再單純仰仗幾乎只能靠外移、或削價繼續維持國際競爭力的「傳統科技業」。

而今日，當汽車、電腦、手機、電視、家電甚至工廠機器，「所有硬體都有 AI 等軟體應用的需求」，甚至（AI）軟體造就的使用者經驗、決定了硬體的市場地位時，這個新興的全球「軟體供應鏈」，台灣若從「創造 AI 應用」這個角度切入，以其成功的模組行銷國際，有 AI 需求的人可以直接利用有其不可取代的優勢。

「重點更在於，全球科技產業的領頭羊，早已從硬體製造商，轉為軟體巨擘了，Google、臉書、Amazon、微軟、甚至賣智慧型手機的蘋果，他們真正的核心競爭力都在軟體。」杜奕瑾說。

「因此，我希望召集《台灣 AI 實驗室》，實實在在地與台灣領頭企業合作 AI 實驗，配合國際科技巨擘與人才，願以台灣在地的體驗與創意，培養台灣的軟體實力，行銷國際。」

「從小做起，一步步來，開發出國際水準的 AI 應用。目標是讓更多人加入這個產業，讓更多台灣的軟體人才留在台灣，也能進軍世界最新、競爭最激烈的科技舞台。」在採訪的尾聲，杜奕瑾如是說。

律師生涯的中繼站：
工作 3 年後的 Gap Year

一樣是辦公室樓下的咖啡廳、一樣位在黃金地段，只是場景換到了日本東京的六本木。沈佳儀一面忐忑地在心中沙盤推演著電話裡的應對進退，一面補充咖啡因，準備迎接一天的硬仗。

這是沈佳儀在日本工作 3 年來，記憶最清晰的一幕。

回想當初選擇來到日本打拚，不過是想從高壓的工作中暫時抽身，給自己一點充電、喘息的時間。殊不知，在因緣巧合之下，她卻展開了 3 年比過去更高壓、更緊湊的旅外生活。

沈佳儀大學就讀法律系，畢業後只花了一年時間就通過高考，取得律師執照，並在家鄉高雄執業。「畢業即就業」的她，生活和同儕相比雖堪稱安穩順遂，但年輕的靈魂仍然渴望著做夢與冒險。工作 3 年後，她終於下定決心，報名了日本語言學校，給自己一個「gap year」。

沈佳儀說當時選擇日本，是因為從小頻繁地隨父母赴日旅遊，對日本的語言文化一直心嚮往之，但一路忙著升學、考試，始終沒有機會好好探索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鄰國。

雖說是「gap year」，沈佳儀可不是抱著度假的心態在準備。毫無日語基礎的她，為了更快接軌日本生活，早在赴日之前便利用工餘時間，上了半年的日語函授課程、通過日語 N2 檢定。實際赴日之後，她更透過一年的語言學校，加上自己在當地打工的經驗，達到 N1 水平。

「朝九朝四」的公關生活，
高強度的語文鍛鍊

隨後，沈佳儀如願進入了日本最大的國際公關公司普樂普（PRAP Japan, Inc.），負責中國市場的相關業務。不過她所面臨的挑戰，也在此時接踵而至，一方面，她的日語程度要應付商務，仍有一定難度；另一方面，中國人的用字遣詞、表述方式乃至於慣用媒體等均與台灣不同，甚至公司配給她的電腦都只能使用漢語拼音、打簡體字，迫使她重新學了一套中文拼音系統。

她的大半工作日常，是擔任中國 KOL 與日本主管之間的橋樑，在行銷內容發布之前，來回溝通公司需求和最終呈現。「日本人真的很龜毛，我要先把中國人寫的文章翻譯成日文，然後主管 check 後再翻回來，但是很多語義或者語境沒辦法完全直譯，而且日本人『頂真』（閩南語，指仔細）到連對方用什麼結尾詞，比如『呀』、『哇』這些，都要改。」

除了親身體認到日本人事無巨細的工作態度外，日本企業的加班文化也令她印象深刻。「日本的公司以客戶為尊，面對客戶的需求，寧願下屬多加班，也不會拒絕。」這也導致員工加班至午夜成為常態，「最慘的時候是加班到早上 4 點，三餐不正常，中間也不能休息。」

超過 12 小時的工作強度，把沈佳儀的日語訓練得流利專業，卻也影響了她的身體健康，讓她選擇在一年後轉職到在日本才剛起步的台灣新創公司，體會到截然不同的企業氛圍和工作節奏，豐富了她的閱歷與視野。

返台發揮所長，
呼籲台灣產業轉型

而在累積了兩年的正職工作經驗後，沈佳儀的「Gap years」於去年步入尾聲。沈佳儀說，選擇在這個時機點回台，固然與日本嚴峻的疫情有關，但其實也和她本來的職涯規劃相符。當年毅然赴日，本就是為了拓展眼界，並非放棄在台灣的法律職涯。如今練好語言、也更了解企業運作的她，返台目標便是發揮所長。

而這也是她回台後，選擇日本法律事務所的台灣分所，協助台灣和日本企業至彼此國家發展之故。她表示，「在台灣的法律領域，會日文的律師還是相對較少，很多人雖然去過日本大學交換、也會說日文，但是程度還無法應付商務會議。」此時，她在日商的「魔鬼訓練」便能派上用場。

在新工作中她更發現，台灣可說是日本主攻中國市場的有利跳板。她分析，因台日特殊的歷史淵源，台灣在日本人心中是所謂的「親日國」，再加上香港近幾年的政治局勢緊張，所以比起中港，日本企業在考慮進入華文市場時，反而更傾向與台灣企業合作。

而換個角度，台灣社會對日本的親切感，也反映在企業徵才時，對於日本經驗的重視。比如她同樣自日本返台、從事建築業的先生，求職時便因其旅日資歷，而獲得不少企業的面試邀請。近年來台灣社會上經常討論的「海歸人才缺乏舞台」、「台灣薪資與海外人才資歷不符」等問題，倒是都沒有發生在他們夫妻身上。

不過言談及此，沈佳儀也分享了自己近年來的產業觀察：「台灣之所以會低薪，是因為許多企業還停留在代工時代的思維，比起開源更傾向節流。產業沒有轉型，薪水自然上不去，不管我們有多漂亮的學經歷都沒有用。」值得一提的是，她近期接到不少傳統企業致力轉型的案子，希望能夠透過創新研發，從內需市場擴展到如日本等海外市場，「這時候，我們不就需要有海外經驗的人才嗎？」

她緊接著以自身經驗鼓勵台灣人才，千萬不要妄自菲薄，「台灣人的語言能力非常好，能夠用中文進入中國市場、英文程度比多數日本人都來得好，學習第二外語的人也非常多——我們應該要善用這些優勢，還有易於向外發展的地理位置，讓台灣的好被更多人看到。」

中國職涯 14 年，
世界再不相同

我在中國大陸的 14 年，世界發生了許多轉變。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崛起、智慧型手機與 4G 網路，以至於目前正在發展的 5G 網路普及、電子金融繁盛、人工智慧與物聯網飛速發展⋯⋯等等。中國不再是昔日的中國，而兩岸人民對彼此的觀點，也在這不斷的變化與交流之中，產生了許多的轉折。

我的「中國經驗」，在早期經常引起許多人的讚賞與羨慕。很多人會詢問我怎麼找到這樣的機會，或是如果想要過去，需要做什麼準備。然而，約莫從 2017 年開始，因為兩岸的政局各自發生了不少變化，所謂的兩岸關係，無論從政府層面或民間互動來說，都越來越「緊張」。

這樣的情勢轉變，也反映在我的自身感受上，最明顯的是旁人不再「好奇」你在中國大陸的經歷與生活，不再詢問「我應該要怎樣西進」。言談之間，話題漸漸轉變成為一種勸退性的詢問：「你很辛苦吧？」以及「有沒有打算回台？」

其實「辛苦」這件事，是從我踏入對岸的第一天就開始了。即便是兩岸關係最好的一段時間，生活在競爭極度激烈的環境，是不可能不辛苦的。至於回台的打算，坦然地說，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其實都僅僅是我在忙碌生活得空之餘，伴著咖啡和日記，發散思緒當中的「遐想」罷了。

返鄉後的
「反文化衝擊」與成長

回想 2006 年 1 月，大學畢業沒多久的我，誤打誤撞地接下了公司在北京外派的職務，卻從未料想開啟了長達 14 年的中國大陸職場生涯。這 14 年當中，我所獲得的並不只是「中國經驗」，而是藉由中國大陸這個跳板，讓我有機會看到更為精彩的世界。無論是與全球各地頂尖的國際人才共同工作，或是藉由差旅走訪世界，與其說「開眼界」，不如說這 10 多年的經驗塑造了我的成年生活方式（adulthood）——對於工作態度、方式、人際交往以及人生價值的追求。

因此，如今與其說是「回到」故鄉，這種熟悉卻不完全習慣的狀態，其實更像是自己又搬到了一座新的城市，需要重新調整並適應。

台灣在過去的 10 幾年改變非常多。我固然每年都會回來探訪家人，但真正地以成人的方式生活在這裡，卻還是有些不習慣。除了一些可以找到替代方案的差異，我也觀察到幾點台灣社會與職場的特色，和大家分享、討論。這不代表哪裡的方式「比較好」，但我們或許可以思考其中的差異，也在台灣迎來各國人才齊聚，在未來必然會出現更多的「跨文化溝通」上，降低誤會的產生。

人情味，
「過熟」會有反效果

在台灣，有一項經常為人津津樂道的特質，就是我們的「人情味濃厚」，大家都很熱心，讓許多來台觀光旅遊的外國人記憶深刻。但很多時候，這種對於陌生人的熱心如果過了頭，反而變成打探對方身家、隱私的不良示範。

我在台北，多次被路上的陌生人（不是社交場合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詢問超過我舒適圈的問題，包括你從哪裡來、從哪裡回來、年齡、工作等都還是基本的越線話題，更甚者還問了你的婚姻狀況，並且評論：「你這個年齡還能生嗎？」

我有小孩的朋友更慘，小孩被人摸、被人抱，或是批評他們教養孩子的方式等，這些也都是「過熟人情味」的表徵。固然大家經常會把陌生人當自己人去幫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強加自己的喜好、標準和價值觀在陌生人身上，就真的是過頭了。

「泛政治化」當道，
無助解決問題

台灣太過「泛政治化」這件事，我相信許多人都感同身受。在生活上但凡有些抱怨和不滿，經常都會歸結到「政治原因」，甚至因此而產生反感和反對。固然政治人物和我們的選舉、憲政制度，確實對會我們的生活造成影響，但把所有的問題歸結到「政治原因」或是「意識形態」，反而會阻礙了我們去尋找問題的根源，並且解決問題。

泛政治化並不是台灣特有的問題，在許多地方，這樣的特質配合不同的文化、政治與時空背景，產生了各類型的衝突。但因為我們消息傳播的迅速，全民的參與度高，因此整體的社會氛圍都加重了「政治」在我們生活中的份量。尋求政治手段，或是用意識形態解決問題，也逐漸變成常態，似乎自己喜歡的都是好的，而遇到了不同意見者就是敵人。

甚至很多時候，所謂的朋友，只是因為擁有共同的敵人。但其實真正的「友誼」和「聯盟」，如果只是為了共同反對，那麼反對結束之後，只會留下更多的問題和更大的分歧。真正實際、實在，能長遠發展並且能夠解決問題的社群，應該要靠理性和同質性凝聚，並且在主要議題之外，能夠尊重社群當中其他人的其他意見和想法，才會對社會的進步有實質的貢獻。

台灣真的很好，
我們可以讓它更好！

疫情還在世界各地蔓延，我所就職的產業，也尚未從低迷的市場當中走出，未來我會在哪，還不知道。但因為全世界這樣翻天覆地的改變，待一切平息了之後，出現的不會只是「修補」，更多的，應該是「重建」。

疫情讓我們向世界展現出台灣人獨有的韌力和頑強的精神，我們比許多不幸的國家有更多的機會累積後疫情時代發展的資源。把反對的力量轉化為建設，培養自己透過不同的角度觀察、思考的能力，才能在世界重新開啟邊界的時候，更順利地與異文化接軌，提升我們的價值。

很慶幸在我「誤打誤撞」地離開台灣 14 年後，又「誤打誤撞」地回來。最後，希望人類真的能從新冠疫情上學得教訓，懂得謙卑。